公司老总做善事花光积蓄 曾为汶川筹物资2000万

2010/4/22 13:18:00  1650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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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来源：青年时报
　　浙江草根公益组织生存困境调查
　　时报记者 韩舒伊
　　大灾大难为公益人提供了舞台，却并不坦荡
　　身份、资金、管理，是制约本土公益组织的三大难题
　　浙江参与义工的人口百分比远远低于国际水平
　　杭州试水公益组织管理新模式或值得借鉴
　　A
　　公益抱团“杭州模式”
　　杭州的民间公益组织从实力、数量上说跟广州、上海等根本没法比，目前，做得最好的就是“抱团”
　　“先生，献点爱心给西南旱灾区吧，一块钱也行！”4月11日中午，延安路银泰百货前，天空飘着淅淅沥沥的小雨。人流里有几个特别的身影，身穿印有“杭州网义工联盟”字样的白T恤，披着透明雨衣，胸前抱着自制的捐款箱，不时地向行人发出“邀请”。
　　这是“渴·望”现场捐助活动的第三站，四月间，类似的一幕将陆续在这个城市的许多个角落上演。
　　他们的目的很简单，争取更多的民间捐款，为西南干旱地区修建蓄水池，而在行动背后，是来自滴水公益、第九世界公益俱乐部、浙江义工联盟、草根之家等众多在杭民间公益组织的一次集体“演习”。千里之外的一次天灾，让他们汇聚在了一起。
　　多家民间组织如此“抱团”行动，在以往并不多见。
　　时间拉回至2月5日，共青团杭州市委书记黄海峰及第九世界公益俱乐部、草根之家等一批民间“草根”公益组织的代表，当天共同按动水晶球，宣告了杭州青年公益社会组织服务中心（以下简称“服务中心”）的成立。
　　“渴·望”可谓服务中心成立以来的第一次“大练兵”。“服务中心搭台，我们出人、出力，”滴水公益的创始人大北说，为了公益，政府与“草根”首次紧密地连接在一起。
　　实际上，成立这样的协作平台，正是源于传统公益组织在国内的“身份缺失”困境。“民间公益组织蓬勃发展，已经到了快要井喷的形势，但目前真正的行政职能部门尚不明确，他们的组织身份归属仍存在一定障碍。”杭州市志愿者协会副秘书长沈晓峰表示，“服务中心”的模式，是在调研后摸索出的一种“适合民间公益组织的管理方式”。
　　“杭州的民间公益组织从实力、数量上说跟广州、上海等根本没法比，目前，做得最好的就是‘抱团’。”第九世界的郑壹零说。
　　记者了解到，目前“服务中心”平台上有八家民间组织，滴水公益在扶孤救残和应急救援方面做得不错，第九世界当前专注于促进乡村“第二课堂”，草根之家致力于农民工的自助互助，杭州网义工分会活动以关爱新杭州人为主——可以说，各有所长、分工明确。
　　“服务中心”成立后，每个季度会召开一次工作例会，不定期举行“公益沙龙”，“渴·望”就是3月中旬的一次工作例会中被定下来的。
　　有了“服务中心”这个“娘家”，郑壹零最大的心得是“可以通过服务中心走账了”，而资金流转曾是以往公益组织的一大难题。同时，与媒体和政府的关系基本已经“打通”，下一步，就是与企业的“对接”。
　　然而，基于公益组织“独立性”的本质，“服务中心”此举被国内部分公益组织认为是“招安”。对此，郑壹零说，他跟大北都“很想得开”，“做公益，就不要给自己局限性，天下公益一家人嘛。”郑壹零说，因此当初市志愿者协会找上门，大家可以说是“一拍即合”。
　　“‘服务中心’和民间组织的关系不是隶属关系，也不是团体和会员的关系，不会发出行政命令要求做什么，而是一种圆桌会议的形式，大家身份平等，或者说像一个圈子，邀请成员加入圈子并一起为圈子做贡献。”沈晓峰解释说。
　　B
　　内地公益现状积弱
　　英国参与义工人口百分比为76％，美国是46％，中国港澳地区是28％，台湾地区是30％，内地是5％，浙江也远低于国际水平
　　从年薪30万的公司老总，毅然转身投入公益，两年后花光积蓄，为做善事搞得自己几乎“负资产”，这是“滴水公益”创始人大北的故事。
　　初见大北，他前一晚刚风尘仆仆地从四川青川回杭，第二天上午就出现在了“渴·望”的募捐现场，胸前别一只红色的“滴水公益”胸章，胳膊下夹着装满资料的塑料文件袋，头戴一顶鸭舌帽，穿梭于细雨中。
　　这样的生活，对大北来说，再平常不过。
　　白天穿梭于各政府部门协调各种事宜，时不时跑到企业拉赞助，晚上熬夜加班写策划，或是忙着发帖、回帖、更新网站。每次开学前三个月开始拼命打电话，一个个落实捐赠款，然后把每一笔捐款、物资亲自送到山区——大北说，每逢做大项目，每天忙到夜里一两点是常事。
　　因为要做的事情太多了，大北干脆辞去了工作，做起了专职义工。那是在2006年，转眼已经四个年头过去了。如今，大北身上的光环很多：四川省抗震救灾先进个人、浙江省十大慈善之星……
　　说起为什么做公益，大北从电脑里找出一堆图片：西部的孩子们住在四处漏风的房子里，家里吃饭、写作业只有一张破凳子，简陋的木板床边说不定还要拴头牛——“看到山区孩子们住的是什么地方、吃的是什么东西，回来后你会觉得自己的生活比天堂还好，而你只要省下一点钱，就能让他们的生活发生大变化。”
　　“点滴之水 汇而成河
润泽四方”，大北的名片背面印着这样一段话，既是“滴水公益”名称的来由，也是这个民间组织公益精神的体现。目前，“滴水公益”已经在贵州、青海、山西、河南等十几个省市的170多所学校展开救助，长期救助人数达1200多名，注册会员已近5000名。
　　与“滴水公益”一样，“第九世界”也做西部支教、助学，不过，他们目前的帮扶集中在开展第二课堂”上，“我们去年在黔东南对500个孩子做过调查，结果发现13％的孩子未来的理想就是拥有一条牛仔裤。”“第九世界”的郑壹零对此又痛心又着急，“当地苗族汉化得很厉害，许多民间传统文化面临失传。”“第九世界”在当地开设的特色课堂包括苗绣、芦笙、侗族大歌等。由“第九世界”发起的“西部乡村教师培训计划”也在今年3月份启动。
　　除“第九世界”外，郑壹零还是华夏公益联合会的“头儿”，这个组织的目标宏大：要争取把全国的民间公益组织联合起来。
　　实际上，郑壹零还是“红心会”的创始人。在2008年汶川地震期间，红心会发起的红心QQ图标曾风靡网络。郑壹零希望有一天“红心会”能像红十字会一样奔赴在世界各地的灾难现场。
　　“国内公益事业的空间还很大。”郑壹零援引一份统计数字说：目前，英国参与义工人口百分比达到76％，美国是46％，港澳地区是28％，台湾地区是30％，内地官方数字是5％，“估计远远不到”。
　　而根据浙江省慈善总会2009年年报统计：目前，浙江全省慈善义工组织74个，注册义工8.5万人，非注册义工预计在10万以上，按2009年末全省常住人口5180万人计，参与义工的人口百分比远远低于国际水平。
　　大北说，虽然公益界都知道“义工事业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主要标志”，但现实并不乐观。
　　由于国内当前对草根公益组织的保障不够、体制不健全等原因，草根公益人的很多行为不被理解，许多行动也受到约束。许多“老杆子”公益人都会感叹：做公益不容易。
　　“不要把做义工想得很高尚，斗志昂扬、把境界拔得很高，越是这种人，公益生命力越弱。”大北说，别人都提倡“快乐义工”、“阳光义工”，他却提倡“平凡义工”，“要有一颗平常心”。
　　C
　　身份之惑
　　民间公益组织的身份之惑带来一系列影响：筹款不具备法律效力、运作不够规范乃至“合法性”受到质疑
　　今年1月26日，深圳首个无主管社团成立，让浙江公益人信心大增。
　　因为身份，依然是横亘在许多草根公益组织面前最大的一个拦路虎。
　　由于没有身份，拿不出公章，遇到事情找当地政府部门协调时常常碰壁，找企业拉赞助，企业也不敢搭理，就算钱拿进来了，为了这笔钱也要跑上一圈相关部门……说起“黑户”的苦恼，大北和郑壹零有一肚子的苦水。
　　至今，杭州青年公益组织服务中心平台上的八家组织，除“草根之家”进行了工商注册外，其他都没有正式登记过。
　　“按照规定，民间社会团体的登记必须有业务主管部门以及登记管理部门，并受两个部门的共同管理”，浙江省民间组织管理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。
　　在这种“双重”管理体制下，许多民间社会公益团体由于是自发成立，并没有主管部门，也往往找不到挂靠单位，导致许多草根公益组织想在民政局注册的愿望一时难以实现。
　　“在我国，社团组织30多万家，而期待注册的估计有近一百万个，这个情况很明显说明，在我国注册为民间社团组织比较困难。”大北说。
　　草根公益组织的这种身份定位困难，为开展工作带来一系列影响：筹款不具备法律效力、运作不够规范乃至“合法性”受到质疑。
　　与此同时，却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民间公益组织的能力和作用。南都公益基金秘书长徐永光认为：公益组织和志愿者的参与可以给灾区群众提供差异性的服务，为政府的社会服务做有效补充。
　　“政府处理的是面上的工作，而民间组织关注的是细节。”郑壹零说。大北也表示，“民间组织更有灵活性，能对政府起到补充作用。”
　　大北给记者举了个例子：汶川地震时，当政府忙着募钱的时候，他们已经想到为灾区人民建板房了，当政府开始建板房，他们就开始捐课桌椅了，而当政府开始募捐课桌椅，他们则开始想电风扇、厕所的事情了。
　　“政府应该看到，这些民间组织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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